2005年 23卷 第2期
2005, 23(2): 1-9, 19.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05.02.00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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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道德源于人的二重性，个人利益(个体性)和社会利益(整体性)的不同关系构成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道德范型。不同的道德范型要求不同的道德教育范型，而道德和道德教育的范型最终都取决于人的时代生存状态。历史地看，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群体主体、个人主体和类主体相一致，依次也有三种不同的道德范型：规范伦理、个人主体道德和商谈伦理，与这三种道德范型对应的道德教育范型分别是灌输式的、个人主体式的、交往式的。当代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使得道德教育必须确立双重的任务：既要成为个人主体的催生剂，又要成为个人主体的解毒剂。为此，在弘扬个人的道德主体性、主张个人利益的同时，又要健全以公正为核心的德性制度，维护社会的公共道德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道德源于人的二重性，个人利益(个体性)和社会利益(整体性)的不同关系构成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道德范型。不同的道德范型要求不同的道德教育范型，而道德和道德教育的范型最终都取决于人的时代生存状态。历史地看，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群体主体、个人主体和类主体相一致，依次也有三种不同的道德范型：规范伦理、个人主体道德和商谈伦理，与这三种道德范型对应的道德教育范型分别是灌输式的、个人主体式的、交往式的。当代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使得道德教育必须确立双重的任务：既要成为个人主体的催生剂，又要成为个人主体的解毒剂。为此，在弘扬个人的道德主体性、主张个人利益的同时，又要健全以公正为核心的德性制度，维护社会的公共道德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2005, 23(2): 10-19.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05.02.002
摘要:
课程知识的合法化作为一个过程，须有课程知识的供应制度作保障。作为课程知识“合法化”的内在机制和操作体系，课程知识供应制度控制着课程知识的选择、组织、分配和解释，影响着学习者的个体精神自由。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课程知识供应制度仍是“国家主导型”的，而且政治意识形态和“技术意识形态”对课程知识的供应形成强有力的控制。这种相对僅化的课程知识供应制度正面临着社会结构转型、信息化发展的严峻挑战，急待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视域下进行调整。其方向和着力点是：消除一元化意识形态的强行干预，突显公共领域的平等协商；打破国家主导的权力格局，实现多元权力主体共契。
课程知识的合法化作为一个过程，须有课程知识的供应制度作保障。作为课程知识“合法化”的内在机制和操作体系，课程知识供应制度控制着课程知识的选择、组织、分配和解释，影响着学习者的个体精神自由。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课程知识供应制度仍是“国家主导型”的，而且政治意识形态和“技术意识形态”对课程知识的供应形成强有力的控制。这种相对僅化的课程知识供应制度正面临着社会结构转型、信息化发展的严峻挑战，急待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视域下进行调整。其方向和着力点是：消除一元化意识形态的强行干预，突显公共领域的平等协商；打破国家主导的权力格局，实现多元权力主体共契。
2005, 23(2): 20-27.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05.02.003
摘要:
在世纪之交启动的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标志着新课程改革的价值转型。从教育哲学角度来审视，我国新课程的这种价值转型，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知识论、人学观的转换紧密相关。在知识论转换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的动态性、建构性、开放性、内在性已为人们所普遍认同。在人学观方面，人们开始超越以往对“人”抽象化、静态化、空洞化的认识，强调了“人”本然具有的生命性、主体性、能动性、自为性、超越性等应然性的向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人知识论、人学观的转换，为我国新课程改革提供了知识论的前提和鲜活的人学基础。
在世纪之交启动的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标志着新课程改革的价值转型。从教育哲学角度来审视，我国新课程的这种价值转型，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知识论、人学观的转换紧密相关。在知识论转换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的动态性、建构性、开放性、内在性已为人们所普遍认同。在人学观方面，人们开始超越以往对“人”抽象化、静态化、空洞化的认识，强调了“人”本然具有的生命性、主体性、能动性、自为性、超越性等应然性的向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人知识论、人学观的转换，为我国新课程改革提供了知识论的前提和鲜活的人学基础。
2005, 23(2): 28-35.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05.02.004
摘要:
儿童文化是诗性的、游戏的、童话的(或神话的)、梦想的、艺术的，是好奇的、探索的，是从本能的无意识的逐步迈向意识的，是历史沉积的因而是复苏的，是“转变的生长的”。儿童文化现象最重要的特征是古而常青的特征：它有悠远历史但却是从头开始生长的，是复演的又是创新的，它是新与旧的和谐统一，它是历史与现实、文化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可以在互补与互哺中相得益彰：一方面，儿童的成长是依赖于成人的；另一方面，儿童清纯朴素的天性又对成人的心灵和文化具有反哺的功能。成人文化和儿童文化可以而且应当在互补与互哺中共同成长相互拯救，只有如此人类才能拥有更为美好更为文明的未来。
儿童文化是诗性的、游戏的、童话的(或神话的)、梦想的、艺术的，是好奇的、探索的，是从本能的无意识的逐步迈向意识的，是历史沉积的因而是复苏的，是“转变的生长的”。儿童文化现象最重要的特征是古而常青的特征：它有悠远历史但却是从头开始生长的，是复演的又是创新的，它是新与旧的和谐统一，它是历史与现实、文化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可以在互补与互哺中相得益彰：一方面，儿童的成长是依赖于成人的；另一方面，儿童清纯朴素的天性又对成人的心灵和文化具有反哺的功能。成人文化和儿童文化可以而且应当在互补与互哺中共同成长相互拯救，只有如此人类才能拥有更为美好更为文明的未来。
2005, 23(2): 36-42, 56.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05.02.005
摘要:
在现代范式中，人只是一个“东西”。而生命意义的寻求、发现与实现是每个个体生命的生存使命。那么如何才能完成？本文主张，一定要回到个体生命本身，否则可能就是缘木求鱼。从生命的视野看，个体生命只能成为生命的独一无二的自己，成为生命“所是”和“所能是”的自己。这一答案从当代的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中得到有力支持。当今人类的发展为个体生命成为自己提供了可能，当代教育改革正朝着有助于个体生命成为自己的方向发展，教育有义务帮助一个人以一切可能的形式去实现他自己。
在现代范式中，人只是一个“东西”。而生命意义的寻求、发现与实现是每个个体生命的生存使命。那么如何才能完成？本文主张，一定要回到个体生命本身，否则可能就是缘木求鱼。从生命的视野看，个体生命只能成为生命的独一无二的自己，成为生命“所是”和“所能是”的自己。这一答案从当代的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中得到有力支持。当今人类的发展为个体生命成为自己提供了可能，当代教育改革正朝着有助于个体生命成为自己的方向发展，教育有义务帮助一个人以一切可能的形式去实现他自己。
2005, 23(2): 43-50.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05.02.006
摘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的中小学校如何转型，构建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机制，这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课题。从社会三元结构理论出发，公办中小学定位在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我国公办学校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从法律形态和管理形态上使公办学校变成真正的非营利组织。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的中小学校如何转型，构建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机制，这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课题。从社会三元结构理论出发，公办中小学定位在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我国公办学校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从法律形态和管理形态上使公办学校变成真正的非营利组织。
2005, 23(2): 51-56.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05.02.007
摘要:
对工作记忆的增长可以(部分地)解释学前儿童现实性监测发展的假设做了检验。127名3—5岁儿童接受以下测验：“Tom说”游戏任务作为现实性监测发展的评估；数字倒背广度测验作为工作记忆能力的测量；数字顺背广度作为短时记忆能力的测量；麦卡锡幼儿智能量表的言语分测验。逐步回归分析表明，数字倒背广度可以显著地预测现实性监测的成绩，表明随着可用的心理资源的增加，学前儿童现实性监测的能力在增长。现实性监测与数字顺背广度的相关不显著，表明内容记忆与源记忆是分离的。
对工作记忆的增长可以(部分地)解释学前儿童现实性监测发展的假设做了检验。127名3—5岁儿童接受以下测验：“Tom说”游戏任务作为现实性监测发展的评估；数字倒背广度测验作为工作记忆能力的测量；数字顺背广度作为短时记忆能力的测量；麦卡锡幼儿智能量表的言语分测验。逐步回归分析表明，数字倒背广度可以显著地预测现实性监测的成绩，表明随着可用的心理资源的增加，学前儿童现实性监测的能力在增长。现实性监测与数字顺背广度的相关不显著，表明内容记忆与源记忆是分离的。
2005, 23(2): 57-62.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05.02.008
摘要:
社会认知理论经常被广大学者误解为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延伸，属于新行为主义理论阵营，其原因是他们忽视或未理解社会认知理论中的关键概念和研究范式。文章采用社会建构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来分析社会认知理论，发现其基本研究范式、关键性概念和心理的建构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一致，因而社会认知理论应该是属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阵营。
社会认知理论经常被广大学者误解为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延伸，属于新行为主义理论阵营，其原因是他们忽视或未理解社会认知理论中的关键概念和研究范式。文章采用社会建构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来分析社会认知理论，发现其基本研究范式、关键性概念和心理的建构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一致，因而社会认知理论应该是属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阵营。
2005, 23(2): 63-69, 95.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05.02.009
摘要:
心理学乃至所有科学研究，需要的不仅是事实和逻辑，同样需要隐喻和故事，也就是说心理学的修辞是多方面的。然而，历史上对这个问题却是忽视的，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从措辞学的视角反思心理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本丈以麦克洛斯基提出的有关经济学专业的措辞学“四纲要”为理论框架，分析了心理学中的措辞问题，重点探讨了隐喻和故事的意义。
心理学乃至所有科学研究，需要的不仅是事实和逻辑，同样需要隐喻和故事，也就是说心理学的修辞是多方面的。然而，历史上对这个问题却是忽视的，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从措辞学的视角反思心理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本丈以麦克洛斯基提出的有关经济学专业的措辞学“四纲要”为理论框架，分析了心理学中的措辞问题，重点探讨了隐喻和故事的意义。
2005, 23(2): 70-76.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05.02.010
摘要: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涌动，教育本土化问题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史上的“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含义进行了研究，以期从历史的视角对当代教育本土化的开展有所助益。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涌动，教育本土化问题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史上的“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含义进行了研究，以期从历史的视角对当代教育本土化的开展有所助益。
2005, 23(2): 77-86, 95.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05.02.011
摘要:
1862年，为适应当时对翻译人才、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的需求，清政府创办了京师同文馆。从组织分析角度看，京师同文馆属于教育组织或学校组织范畴。作为一个组织，京师同文馆具有比较复杂的组织结构。既有纵向的层次结构，又有横向的部门结构，还包括职位或角色结构。具体而言，京师同文馆组织层次结构分为管理决策层、管理执行层和教学层等；组织部门结构包括各外文馆、各科学馆以及各教辅机构等；组织职位或角色结构包括总管大臣、专管大臣、监察官、提调、总教习、教习、帮提调、助教、副教习、翻译官和幕修官等。它们构成了京师同文馆整体的组织结构。通过对京师同文馆组织结构的分析，可以了解晚清教育组织或学校组织变迁的情形。
1862年，为适应当时对翻译人才、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的需求，清政府创办了京师同文馆。从组织分析角度看，京师同文馆属于教育组织或学校组织范畴。作为一个组织，京师同文馆具有比较复杂的组织结构。既有纵向的层次结构，又有横向的部门结构，还包括职位或角色结构。具体而言，京师同文馆组织层次结构分为管理决策层、管理执行层和教学层等；组织部门结构包括各外文馆、各科学馆以及各教辅机构等；组织职位或角色结构包括总管大臣、专管大臣、监察官、提调、总教习、教习、帮提调、助教、副教习、翻译官和幕修官等。它们构成了京师同文馆整体的组织结构。通过对京师同文馆组织结构的分析，可以了解晚清教育组织或学校组织变迁的情形。
2005, 23(2): 87-95.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05.02.012
摘要:
通过对陶行知先生改“教授法”为“教学法”这一很不寻常的语言事件作深入的历史考证，探索“教学”这一中国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如何在中国传统教育和外来教育的相互作用下产生和形成。
通过对陶行知先生改“教授法”为“教学法”这一很不寻常的语言事件作深入的历史考证，探索“教学”这一中国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如何在中国传统教育和外来教育的相互作用下产生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