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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35卷  第3期

教育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行动宣言
2017, 35(3): 1-3.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3.001
摘要:
特稿
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
袁振国
2017, 35(3): 4-17, 168.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3.002
摘要:
本文系统分析了实证研究的历史,清晰界定了实证研究的涵义和要素,阐明了实证研究对于教育学走向科学的深刻意义。文章第一次鲜明提出,实证研究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研究规则,一套方法体系,是精神、规则和方法的有机结合;深入分析了实证研究对于自然科学和包括教育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普遍适用性,强调了量化之于实证研究的特别重要作用,并对教育学界普遍存在的对于实证研究的若干误解给予了简明扼要的回答和澄清。文章讨论的是教育研究的范式问题,蕴含的是对教育学命运和走向的思考。文章主要针对研究人员而作,但对教育成果评价标准、教育研究杂志质量、教育研究政策、教育研究人员素质都提出了无法回避的挑战。
笔谈
加强教育实证研究,提高教育科研水平——“第二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专题论坛”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联席会议”成果览要
2017, 35(3): 18-36.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3.003
摘要:
专题一
教育科学知识的积累进步——兼谈美国教育实证研究战略
柯政
2017, 35(3): 37-46, 168.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3.004
摘要:
相比其他学科,教育科学知识的进步慢,积累少。要让教育学知识明显高于常识,成为一门可进行快速知识积累和进步的学科,就必须大力加强科学的实证研究。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在这方面率先做出了战略规划,发起了一场教育实证研究运动,对现有教育学研究范式进行大规模改造、升级,且已产生初步成效。很多教育学者对这场由外部势力主导的改革战略提出了若干质疑和反抗,认为这样做没必要、不应该也做不到。但这些质疑并没有对教育实证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提出实质性挑战。
教育实证研究的一般路径:以教师情绪劳动研究为例
尹弘飚
2017, 35(3): 47-56, 168, 169.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3.005
摘要:
和偏重实证主义认识论和实验方法的“证据为本的教育研究”相比,既强调证据为本、又重视方法多元的实证研究对我国当前的教育研究来说尤为必要。它提倡教育研究者依据严谨的量化或质性探究所得的证据,抽象出经得起逻辑检验的关于特定对象的论断。对中国内地教师情绪劳动的量化与质性探究的介绍展示了教育实证研究的一般路径,即由回顾、反复搜寻和再概念化组成的3R之旅。教育实证研究者应注意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理念与经验的平稳转换中丰富我们的理解,并促进知识的增长。
农村教育问题驱动下的量化研究
刘善槐
2017, 35(3): 57-63, 169.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3.006
摘要:
在经历三个阶段的发展后,农村教育的量化研究逐渐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研究范式具有“问题驱动”“基于证据”和“多学科交叉”等特点。农村教育的量化研究具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以摸清事实为目的的大规模调查研究,用数据来回答“是什么”;二是以解释为目的的关系性研究,用统计模型来回答“为什么”;三是以决策为目的的构建性研究,用价值模型来回答“如何做”。
教育实证研究方法的范式问题与反思
姚计海
2017, 35(3): 64-71, 169, 170.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3.007
摘要:
一门学科称之为科学的关键在于它有系统的、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体系。对于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而言,研究方法决定着教育学的科学性质。分析国际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范式运用情况,探讨我国教育实证研究方法存在的范式问题,探索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提高我国教育研究整体水平。在教育研究方法体系中,实证与思辨两大研究范式具有相应的方法论地位。当前西方教育研究方法体系被强烈地赋予实证的特征,国际教育研究趋势越来越倾向运用量化研究、质性研究以及整合量化与质性研究而形成的混合研究。当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仍然存在单一化问题,思辨研究仍然是我国教育研究领域的主要方法,实证研究虽然逐渐受到重视,但比例很少。我国教育研究方法应加强体系与规范建设;加强实证研究取向,提倡研究范式多元化;加强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探索混合研究。
论“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的限度——“文化存在论教育学”的视角
姜勇, 戴乃恩
2017, 35(3): 72-79, 170.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3.008
摘要:
近十多年来,“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不断受到学术界的追捧与褒扬,似乎唯有“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才是真研究,才是好研究。一时之间,以证据为基础的、迷恋大数据的教育研究成为了时代的呼声。我们主张用“文化存在论教育学”的眼光来重新看待“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观点一,爱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教育研究是有人文情怀和爱的情感的,只用数据来说话的教育研究会成为一种“冷漠”的、“冰冷”的、“僵硬”的研究,缺乏精神追求与终极信仰,只有“活泼泼”的教育研究才是有生命力的,彰显生命关怀和人文情怀的。因此,从“文化存在论教育学”出发,我们主张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在关系上要有“相遇”的过程。观点二,思是人的存在的重要可能。追求“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往往迷恋于各种大数据的挖掘、积累,执迷于各种数理统计模型和数据的运算与建模,操持于数据结果的分析与讨论,却缺乏教育研究的本真的“思”,缺少对教育价值的理性探讨,缺失对教育思想的探求与寻绎,从而将教育研究带入只见数据而缺乏原创思想的“无思”的境地。观点三,信仰是人的存在的重要支柱。教育研究不只是运用数据和“证据”来说话,它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用心来说话,用情感来说话,用自己一生的信念来说话,所以,信仰问题才是困扰很多教育研究的大问题。没有敬畏、虔诚、执着的信念与信仰,研究者很难真正爱上教育研究,也很难从千变万化的数据中寻找到教育的规律与发展方向。
专题二
学校道德氛围量表的编制与验证
鞠玉翠, 梁磊
2017, 35(3): 80-93, 170, 171.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3.009
摘要: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编制学校道德氛围测评框架;参照已有量表,结合我国中小学实际情况,编制学校道德氛围量表;选取东部地区中小学生有效样本1000位,用AMOS17.0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研究发现:学校道德氛围可从“正义”和“关怀”两个取向测得;学校道德氛围的正义取向,可由“公平”、“民主”、“规范”、“诚信”四个量度测得;学校道德氛围的关怀取向,可由“尊重”、“帮助”、“理解”、“宽容”、“归属”五个量度测得。
小学科学教师中庸思维与科学观关系的实证研究
曲铭峰, 张红霞, 陆琪, 吕林海, 万东升, 郁波
2017, 35(3): 94-102, 171.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3.010
摘要:
科学教师的科学观发展深受本土文化影响。基于大样本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本研究初步揭示了我国小学科学教师的中庸思维与科学观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经典科学观,中庸思维三个因子中的“深思熟虑”和“谦让宽容”呈现正效应,而“以和为贵”则大致为负效应;而对于现代科学观,结构方程的因果模型尚难建立。对中庸思维、经典科学观和现代科学观进行的聚类分析显示,教师可分为四大群体:成熟思维群体、科学主义群体、后现代主义群体和能力欠缺群体。科学教师培训须从经典科学做起,循序渐进,对症下药。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满意度对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一个以创业激情为中介的大样本实证考察
葛宝山, 宁德鹏
2017, 35(3): 103-115, 171, 172.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3.011
摘要:
“双创”背景下的创业时代需要高校创业教育有更大作为。目前,创业教育出现了理论研究成果丰富而实效性评价研究几乎空白的悖论,这应引起学界对创业教育满意度及其对创业行为影响的关注。通过构建包含创业教育满意度、创业激情、个人背景因素和创业行为各变量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26省百所高校的30887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显示:创业教育的课程体系满意度、实践情况满意度、教学方式满意度直接显著正向影响创业行为;创业激情正向中介了课程体系满意度、师资体系满意度、教学方式满意度、教学部门满意度、教学目标满意度对创业行为的影响,而负向中介了创业教育实践情况满意度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性别、专业、学校性质、学校所在地和创业活动经历在创业行为上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据此而提出若干建议:完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激发个体创业激情;优化女性创业资源,鼓励女性创业行为;构建校企合作机制,丰富个体创业经历。
我国教育财政投入充足指数设计与标准化测算
汪栋, 张琼文, 黄斌
2017, 35(3): 116-125, 172.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3.012
摘要:
教育财政投入的首要目标是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努力达到或接近与教育系统总体产出要求相匹配的经费标准。基于不同时期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五年规划》,结合Evidence-based和成本函数法,对达到充足要求的财政性教育经费进行标准化测算。实证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教育财政投入能够基本满足教育事业发展需求,但也存在规划目标与经费投入匹配度不高、处于较低层次教育扩展状态等问题。此外,后“4”时代的充足水平增速放缓、区域间和城乡间充足水平不均衡等问题,也迫切要求教育财政投入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课堂视频分析:理论进路、方法与应用
郑太年, 仝玉婷
2017, 35(3): 126-133, 172, 173.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3.013
摘要:
课堂视频分析为研究教学和学习过程及其近因提供了获取数据、提升研究实证性水平的新方法和新技术,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的国际比较、教学改进和学习环境设计、教学理论建构、教师教育等多个领域的研究,逐步形成了学科内容分析、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分析、课堂谈话分析、会话分析、微观民族志分析、境脉分析、现象学分析等多种理论进路,分析单元包括问题点、教学场景、语句、话轮/会话、完整主题会话/片段、完整课堂等多个层面。
乡村教师流动及流失意愿的实证分析——基于云南省的调查
王艳玲, 李慧勤
2017, 35(3): 134-141, 173.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3.014
摘要:
对云南省30个县10356位乡村教师的调查显示:云南乡村教师中近80%有流动(调动)及流失(改行)意愿;教师的流动及流失意愿呈现出“向城性“与“返乡性”两种趋向;30岁以下青年教师的流动及流失意愿最为强烈;总体上工资收入越高,教师的流动及流失意愿越弱,但学校区位的影响不容忽视。影响乡村教师流动及流失意愿的因素按重要性排序依次是“子女上学及家庭生活”、“工资待遇与工作负担”、“学校位置及交通、住房条件”、“学校管理与教学风气”、“社会氛围与工作环境”。为此,须要关注教师作为“社会人”的基本需求,创造条件帮助教师解决子女上学和夫妻分居等问题;应在提高教师工资待遇的同时,保障不同层级学校教师岗位具有相同的吸引力;在教师招聘时实行“家庭来源地优先“的政策,吸引优秀青年返回本乡本土从教;想方设法改善乡村教师工作、生活条件,尤其是为青年教师提供周转住房;优化学校内部管理,帮助乡村教师获得归属感和成就感。
综述
循证:欧盟教育实证研究新趋向
俞可, 陈丹, 赵帅
2017, 35(3): 142-149, 173, 174.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3.015
摘要:
欧盟以及各成员国将研究焦点转向教育政策制定与教育教学实践之间的关系,转向的动能来自证据。循证遂应运而生,并因国际大规模教育评估勃兴而备受期待。国际大规模教育评估促使欧盟各国架构教育监测体系,它由三个层面组成:学校外部评估;学校内部评估;学生学业成就评估。而欧盟2007年展开的研究项目“改进校长工作,提高学生学业成就”可提供一个示例。该项目的最大收益非三方共赢莫属,即通过循证,使教育研究、教育政策与教育教学实践之间的互动与共赢得以实现。以循证为标志的欧盟教育实证研究新趋向能引发三点启示:证据共享,即形成一个教育学术界与教育实践界以及教育行政界的证据共享机制;体系共建,旨在生成新的循证知识、循证方法与循证理念,进而提升教育证据的生产力、教育政策的执行力与教学实践的创新力;价值共赢,意味着循证所孕育的生命力,既体现在欧盟教育版图上的欧洲价值共赢,更彰显于欧盟维度下的教育价值再造。
教育实证研究:历程、现状和走向
程建坤, 陈婧
2017, 35(3): 150-158, 174.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3.016
摘要:
自教育研究引介实证方法以来,教育实证研究历经纯定量、定量为主、定量与定性并存的三个阶段。因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范式存在差异,故学界对教育实证研究的内涵的认识存在分歧,并提出两种不同的研究过程。为避免出现运用因果关系解释教育现象的弊端,学界主张采用教育实证研究推理元模型。因哲学研究和实证研究各有优劣,故学界对教育实证研究适切性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针对争论,建议运用混合方法开展教育研究。
国际对话
教育实证研究的“德国视野”与“德国经验”——底特里希·本纳与李政涛、彭韬的对话
底特里希·本纳, 李政涛, 彭韬
2017, 35(3): 159-163.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3.017
摘要:
底特里希 · 本纳,柏林洪堡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荣休教授,当代德国最杰出的教育学家之一,主要研究教育、教养理论和普通教育学。围绕“德国学者如何看待教育实证研究”的问题,本纳教授与李政涛教授、彭韬博士展开了对话,向我们展示了何谓教育实证研究的“德国视野”和“德国经验”。
权威发布
教育专业领域、性别和劳动力市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17, 35(3): 164-167.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3.018
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