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大学面向边疆招生模式的变革及其影响

张学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大学面向边疆招生模式的变革及其影响

张学强

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兰州 730070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民国时期(1912-1949年)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研究” NCET-12-062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7页。
见萧维邦就边疆学生升学问题致《新青海》杂志社的信件，载《新青海》1936年第9期。陈守智亦撰文称：“往昔边地人民，受高等教育者，实甚寥寥。迩者于外患日迫，中央政府已顾及边地人才之培养，乃有教育部通令各校优待边疆学生之令。边疆有志青年，亦有觉自身之落伍，国势之危急，乃远道来内省求学者日多，故近三四年来，边疆青年受高等教育人数，亦渐增多。”(见陈守智：《边疆教育的现况》，《中华教育界》1936年第2期)
编者：《边疆子弟来京入学计二八七人》，《外交部周报》，1948年12月1日，第4版。
田兰：《复旦大学回教同学会的过去与将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1940年第10期。
树华辑：《青海学生赴沪求学》，《新亚细亚》1936年第5期。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536页。
相关数据参见杨学为主编：《中国考试通史(民国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0-331页。
编者：《教育部训令严行取缔内地学生假冒边疆籍贯希图取得待蒙藏学生章程所定优待各款》，《国立同济大学旬刊》1935年第75期。
《教育部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报告》中称：“西康、青海两省及蒙古、西藏两地方，竟无一人应考, ……青海、西康两省，因无高级中等学校，故无人参加考试。西北地区广大，物产丰盈，百废待兴，需材孔亟，此次试区之接近西北者亦多，而各该地学生之参加考试者，或则甚少，或竟无人，录取人数，更属寥寥，其有待今后之倡导促进，甚为明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宗号五，案卷号5836)
如曾任蒙藏学校校长的吴恩和把影响内蒙的政治势力划分为三派，即“内蒙王公派”、“内蒙喇嘛派”及“青年派”，认为对“青年派即知识阶级”应加以特别的教育与训练。《国民政府文官处关于吴恩和陈述倭寇侵袭蒙疆危迫致行政院公函》，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0页。
蒙藏委员会：《咨蒙字第六四号》，《蒙藏月报》1935年第6期。
编者：《边政一月简志》，《边疆通讯》1947年第10-11期。
编者：《边疆子弟来京入学计二八七人》，《外交部周报》，1948年12月1日，第4版。
懋之：《青海青年升学问题》，《新青海》1936年第6期。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534页。
教育部：《边疆高考办法》，《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1936年第3期。
如元代国子学系统对于蒙古及色目上层子弟的优惠入学政策、明代国子学对于西南等地少数民族上层子弟赏赐性的优惠入学政策、清代国子学及洋务学堂等学校对于蒙满八旗子弟的优惠入学政策及民国初年中央蒙藏学校的配额制等。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1211页。
编者：《边务消息》，《边疆通讯》1944年第1期。
编者：《蒙藏》，《西北导报》1937年第8期。
编者：《教育部训令本校应尽可能范围内将边疆学生学额予以扩充》，《同济旬刊》1937年第128期。
关于该次招生的具体情况可参见马尊伟：《保送青海学生赴沪求学的经过》，《新青海》1936年第10、11、12期合刊。
编者：《简讯》，《国立政治大学校刊》1948年第290期。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五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台北：正中书局，1987年，第1687页。
文琇：《蒙古学生赝鼎充斥》，《醒蒙月刊》1936年创刊号。
编者：《函请复旦大学续招回生垦殖班》，《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1940年第12期。
编者：《通讯》，《新青海》1936年第9期。除了普遍存在的学业水平问题外，时人也对边疆学生在内地大学接受教育时其公民意识与国家认同的状况表示担忧，如曾紫绶在《边疆教育问题之研究》一文中称：“中央对于边地民族之入学登庸，多从宽惠，经示优遇，边疆青年遂多恃种族为进身之阶，通显之路，而忘其为普通国民。今内地又有特殊学校为集团，不免未同化之青年，保持故态，已同化者转而效之，骄气滋长，不重功读。”(见《教育杂志》1936年第3期)
招生制度细节的完善既包括政府层面制度的不断完善，也包括民间团体及高校层面制度的不断完善。民间团体如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曾制定《奖励专科以上学校回教学生办法》(《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1939年第2期)，高校如北京大学1936年制定了针对蒙、藏、西康、新疆、青海、宁夏及甘肃等地入校试读办法(见《北大优待边疆学生》，《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1936年第3期)。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五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台北：正中书局，1987年，第1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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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刊出日期: 2014-06-20

Change and its Influence about University Enrollment Pattern of Borderland in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1927—1949)

ZHANG Xueqiang

Center of Northwest Minority Education Research,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摘要

摘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年)出于对边疆教育的重视和加强边疆建设人才培养的考虑，大学在边疆招生方面先后出现了保送分发、自由投考及定向培养等三种招生模式，实现了大学边疆招生结构及招生数量的实质性突破，但同时也存在着招生规模有限、冒籍投考严重、教育质量低下及等级政治延存等多种局限性。
- 南京国民政府 /
- 大学 /
- 招生 /
- 边疆社会
Abstract: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borderland education, in order to train more people who could build the borderland, three models were considered in the university enrollment system, including offering recommendation opportunities to university, applying freely for the university examination and oriented training, which achieved great breakthrough in enrollment structure and enrollment number. But limitations were also obvious, that is limited scale, examinees with false registered area, poor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prerogative.
-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
- higher education /
- university enrollment pattern /
- borderland
注释: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7页。

2) 见萧维邦就边疆学生升学问题致《新青海》杂志社的信件，载《新青海》1936年第9期。陈守智亦撰文称：“往昔边地人民，受高等教育者，实甚寥寥。迩者于外患日迫，中央政府已顾及边地人才之培养，乃有教育部通令各校优待边疆学生之令。边疆有志青年，亦有觉自身之落伍，国势之危急，乃远道来内省求学者日多，故近三四年来，边疆青年受高等教育人数，亦渐增多。”(见陈守智：《边疆教育的现况》，《中华教育界》1936年第2期)

3) 编者：《边疆子弟来京入学计二八七人》，《外交部周报》，1948年12月1日，第4版。

4) 田兰：《复旦大学回教同学会的过去与将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1940年第10期。

5) 树华辑：《青海学生赴沪求学》，《新亚细亚》1936年第5期。

6)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536页。

7) 相关数据参见杨学为主编：《中国考试通史(民国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0-331页。

8) 编者：《教育部训令严行取缔内地学生假冒边疆籍贯希图取得待蒙藏学生章程所定优待各款》，《国立同济大学旬刊》1935年第75期。

9) 《教育部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报告》中称：“西康、青海两省及蒙古、西藏两地方，竟无一人应考, ……青海、西康两省，因无高级中等学校，故无人参加考试。西北地区广大，物产丰盈，百废待兴，需材孔亟，此次试区之接近西北者亦多，而各该地学生之参加考试者，或则甚少，或竟无人，录取人数，更属寥寥，其有待今后之倡导促进，甚为明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宗号五，案卷号5836)

10) 如曾任蒙藏学校校长的吴恩和把影响内蒙的政治势力划分为三派，即“内蒙王公派”、“内蒙喇嘛派”及“青年派”，认为对“青年派即知识阶级”应加以特别的教育与训练。《国民政府文官处关于吴恩和陈述倭寇侵袭蒙疆危迫致行政院公函》，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0页。

11) 蒙藏委员会：《咨蒙字第六四号》，《蒙藏月报》1935年第6期。

12) 编者：《边政一月简志》，《边疆通讯》1947年第10-11期。

13) 编者：《边疆子弟来京入学计二八七人》，《外交部周报》，1948年12月1日，第4版。

14) 懋之：《青海青年升学问题》，《新青海》1936年第6期。

15)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534页。

16) 教育部：《边疆高考办法》，《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1936年第3期。

17) 如元代国子学系统对于蒙古及色目上层子弟的优惠入学政策、明代国子学对于西南等地少数民族上层子弟赏赐性的优惠入学政策、清代国子学及洋务学堂等学校对于蒙满八旗子弟的优惠入学政策及民国初年中央蒙藏学校的配额制等。

18)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1211页。

19) 编者：《边务消息》，《边疆通讯》1944年第1期。

20) 编者：《蒙藏》，《西北导报》1937年第8期。

21) 编者：《教育部训令本校应尽可能范围内将边疆学生学额予以扩充》，《同济旬刊》1937年第128期。

22) 关于该次招生的具体情况可参见马尊伟：《保送青海学生赴沪求学的经过》，《新青海》1936年第10、11、12期合刊。

23) 编者：《简讯》，《国立政治大学校刊》1948年第290期。

24)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五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台北：正中书局，1987年，第1687页。

25) 文琇：《蒙古学生赝鼎充斥》，《醒蒙月刊》1936年创刊号。

26) 编者：《函请复旦大学续招回生垦殖班》，《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1940年第12期。

27) 编者：《通讯》，《新青海》1936年第9期。除了普遍存在的学业水平问题外，时人也对边疆学生在内地大学接受教育时其公民意识与国家认同的状况表示担忧，如曾紫绶在《边疆教育问题之研究》一文中称：“中央对于边地民族之入学登庸，多从宽惠，经示优遇，边疆青年遂多恃种族为进身之阶，通显之路，而忘其为普通国民。今内地又有特殊学校为集团，不免未同化之青年，保持故态，已同化者转而效之，骄气滋长，不重功读。”(见《教育杂志》1936年第3期)

28) 招生制度细节的完善既包括政府层面制度的不断完善，也包括民间团体及高校层面制度的不断完善。民间团体如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曾制定《奖励专科以上学校回教学生办法》(《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1939年第2期)，高校如北京大学1936年制定了针对蒙、藏、西康、新疆、青海、宁夏及甘肃等地入校试读办法(见《北大优待边疆学生》，《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1936年第3期)。

29)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五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台北：正中书局，1987年，第16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