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关系的动态考察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Education and Social Educatio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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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一起构成了理解民国教育的重要维度。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研究并不深入。民国时期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是竞争与共生并存的关系。这种竞争与共生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强竞争—弱共生阶段(1912—1928年)、弱竞争—强共生阶段(1928—1936年)、强竞争—强共生阶段(1936—1939年)以及弱竞争—弱共生阶段(1939—1949年)。民国时期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关系的变迁是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1) 资料来源于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四编·教育统计》，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2) 广州市教育局：《广州市教育局报告书(第一期)》，广州：广州市教育局，1921年，第22页。3) 马秋帆、熊明安：《晏阳初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年，第25-26页。4) 广州市教育局：《广州市教育局报告书(第二期)》，广州：广州市教育局，1924年，第57页。5) 1927年以前(含1927年)的数据是学校教育经费，部分年份数据缺失，笔者作了统计处理。1928—1945年的数据是包含社会教育经费与学校教育经费在内的总教育经费，由笔者统计而成。1941—1945年经费数量急剧增加(很大程度是货币贬值造成)，与以前年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为方便表示，图中1941年至1945年的数据分别缩小为实际数据的3/5、2/5、1/6、1/15、1/110。货币单位统一用元表示。资料来源于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四编·教育统计》，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6) 广东省教育厅：《巡按使第二百五十二号咨呈教育部查复粤省地方教育情形》，《广东教育公报》1915年第6期。7) 本文学校教育规模是笔者由小学校、中等学校及高等学校三类数量统计而成，1928年以前有部分年份数据缺失，笔者作了统计处理，下同。资料来源于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四编·教育统计》，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8) 何国华：《民国时期的教育》，广州：广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9页。9) 广东省政府秘书处：《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说明书·第三篇·教育类》，广州：广东省政府，1933年，第6页。10) 顾岳中：《民众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66-167页。11) 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第二·社会教育》，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601页。12)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四编·教育统计》，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78-79页。13)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三编.·教育行政》，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24页。14) 资料来源于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四编·教育统计》，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15) 褚宏启：《教育现代化的路径》，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19页。16) 周谷平、赵卫平：《孟宪承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年，第154页。17) 陈友琴：《本馆半年来工作报告》，《广州民教》1935年第1期。18) 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第二·社会教育》，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603页。19) 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乙编·教育法规·第二·各省市区单行教育法规》，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211页。20) 张元隆：《民国教育经费制度论述》，《安徽史学》1996年第4期。21) 于述胜：《民国时期社会教育问题论纲——以制度变迁为中心的多维分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第3期。22)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总述》，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9页。23) 杨才林：《“作新民”、“唤起民众”——民国社会教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第44页。24) 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重要法令》，出版不详，1939年，第2页。25) 广东省教育厅：《本司布告广州市改良私塾调查会办法并报名召集之地址及时期》，《广东教育公报》1913年第4期。26) 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乙编·教育法规·第二·各省市区单行教育法规》，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217页。27) 广东省教育厅：《中国国民党广东省青年部办理平民教育纲要草案》，《广东教育公报》1927年第1期。28) 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教育概况·第一·学校教育》，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146页。29) 陈晋文和庞毅认为民国经济发展史上有两个“黄金期”：1913—1926年及1927—1936年。参见陈晋文、庞毅：《现代化视阈下的民国经济发展(1912—1936年)》，《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30)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总述》，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0页。31) 王雷：《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32) 蒋建百、吕海澜：《中国社会教育行政》，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20页。33)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四编·教育统计》，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80-81页。34) 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第二·社会教育》，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5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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