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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① 不真正弄清这两个问题,所谓的面向21世纪的学校道德教育研究,无论是理论问题的探讨,还是实践模式的探索,都只会劳而无功或事倍功半。遗憾的是,此类研究竟也汗牛充栋,且日趋蔓延。2) ② 这些道德规范既包括制度化了的、成文的道德约束(譬如“中学生守则”、“小学生守则”之类的道德规定).也包括非制度化的、未成文的道德命令(譬如学校与教师对学生不时提出的某些特定的道德要求)。3) ① 参见拙文: 《信息化发展对学生个体社会化的影响》,《教育研究》 1991年第10期。4) ② 参见黄北雁: 《关于因特网》,《扬子晚报》 1998年6月20日。5) ③ 在价值传播方面,大众传播媒介有可能产生双重功能即既凸显与泛布价值冲突,也催化价值沟通与价值融合。本文此处强调的是后者。6) ④ 在那些多少进行着一些“面向21世纪的”的道德教育改革实践的学校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对于既定的学校道德教育目标的某些实际上的修改、调整乃至变革。7) ① 迄今为止的实践尚未向我们提供学校道德教育果真能完全起脱于社会控制方式之外而最终获得成功的有效证明。8) ② 参见Carsaro,W. A.,Children's peer Group,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 16,p. 204,1990.相信每一个有育儿经历的人均会有此体验。9) ③ 这是从“总体”的角度来讲的,不同学生之间存有一定差异。10) ④ 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造反”现象,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既定规范世界的“挑战”,但这种挑战并非建立在学生对于既定规范世界的自主反思基础之上,而恰恰是对于特定社会权威一味盲从的结果,故而与本文所说的“选择”迥异。11) ① 所谓“弹性化”意指非强制性的。譬如,来访客人一般不会强求主人家小孩与己同见; 以自愿选择与结合为其组织基础的同辈群体(peer group)一般也不会强制其成员接受特定价值取向,否则将招致成员的脱离;至于大众传媒,其对自身的一切宣传都在于吸引(而不是强制)观(听)众的收看(昕)选择。12) ② 意指毋庸置疑,不可改变。13) ③ 相信这是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在对当前学校道德教育过程中的学生加以深入考察之后都会得出的结论。14) ④ 关于学生的“两重性”特征,请参见江山野: (教师的“学生观”与学生的“两重性”),(教育研究) 1981年第2期。15) ① 在实际的道德教育过程中,教师既可能是社会代表者,也可能是非社会代表者,还可能是反社会代表者; 教师即便在总体上、在大部分时间里的角色面目是社会代表者,但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的角色面目却可能是非社会代表者或反社会代表者。这是我们在学校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天都可观察到的事实。参见拙著:《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页。16) ② 人们屡屡指出青少年有自己的变化,或可曰青少年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当中是不乏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的成分的。据此而论,青少年也确实在进行着“德性的创造”,唯其创造结果未必都能为成人社会认可而己。不过,在以“前喻文化” (pre-figurative culture)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最初先由青少年所倡导、所选择的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最终也为成人社会所认同与遵守的现象并不少见。关于“前喻文化”,参见玛格丽特·米德著,曾胡译:《代沟》,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67 - 89页。17) ① 教师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的“霸气”往往远甚于其在知识过程中的“霸气”。譬如,在知识传递过程中,教师对于自己的失误之处(如写错字、讲错概念、不当操作等)多半还能勇于承认并及时更正; 而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则常常会“文过饰非”。18) ① 拓展视野来看,造就反思型教师(reflective teacher)其实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教师教育的发展的一种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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