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课程知识供应制度的调整

郭晓明

doi:10.16382/j.cnki.1000-5560.2005.02.002

论中国课程知识供应制度的调整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05.02.002

郭晓明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系，湖南长沙 410081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郭晓明（1965—），男，湖南郴州人，湖南师大教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本文所讨论的“课程知识”不是“关于如何进行教育的知识”，而是在教育中“被选择、组织、分配和传递的供学习者学习的知识”。
例如，汉代定孔子所授“六艺”为“经”，淡化了儒学原本作为实践知识的“问题意识”，使其成为“纲纪”式的教条；太学里严厉的“家法”和“师法”，则从根本上消除了知识学习中的个体性理解。唐代孔颖达所编纂的《五经正义》被定为当时士子学习的“标准教本”和科举取士的“标准考本”。明代朱棣“合众途于一轨，会万里于一原”，定“程朱理学”为标准思想，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士子发挥经义的唯一标准。这些都是中国古代课程知识“专制化解释”的代表性例证。参见吴刚.知识演化与社会控制一中国课程知识史的比较社会学分析[M]第4-6章.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是我国近年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集中反映，对它的这种分析，从宏观上反映了我国课程知识供应制度的最新状况。
“公共领域”的形成既要求参与者有良好的公民理念，又要求个人拥有足够的公共事务知识和起码的理性自主能力，因此，网络只是一个“可能的公共领域”，事实上，目前绝大多数人的“网络生活”并不构成“公共领域里的生活”。但这绝不是说“网络”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公共领域”。
这里的“市民”是政治学意义上拥有理性自主的“公民”，“市民社会”则是在与已分化的“国家”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的，实指前文已分析过的小的“社会”，因而，它不是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家所说的“市民社会”，尤其不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使用的，也不是在哈贝马斯、葛兰西(Gramsci, A.)及其以后的一些学者提供的三分法(“国家一经济一市民社会”)的意义上使用的。本文所理解的“市民社会”可用泰勒(Taylor, C.)在1991年所作的一个界定来说明，泰勒说：“市民社会” “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此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参见[加]査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J].冯青虎译·载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D].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3.
中图分类号: G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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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05-02-01
- 刊出日期: 2005-06-01

摘要

摘要: 课程知识的合法化作为一个过程，须有课程知识的供应制度作保障。作为课程知识“合法化”的内在机制和操作体系，课程知识供应制度控制着课程知识的选择、组织、分配和解释，影响着学习者的个体精神自由。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课程知识供应制度仍是“国家主导型”的，而且政治意识形态和“技术意识形态”对课程知识的供应形成强有力的控制。这种相对僅化的课程知识供应制度正面临着社会结构转型、信息化发展的严峻挑战，急待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视域下进行调整。其方向和着力点是：消除一元化意识形态的强行干预，突显公共领域的平等协商；打破国家主导的权力格局，实现多元权力主体共契。
- 课程知识 /
- 知识制度 /
- 公共领域 /
- 市民社会
注释:

1) 本文所讨论的“课程知识”不是“关于如何进行教育的知识”，而是在教育中“被选择、组织、分配和传递的供学习者学习的知识”。

2) 例如，汉代定孔子所授“六艺”为“经”，淡化了儒学原本作为实践知识的“问题意识”，使其成为“纲纪”式的教条；太学里严厉的“家法”和“师法”，则从根本上消除了知识学习中的个体性理解。唐代孔颖达所编纂的《五经正义》被定为当时士子学习的“标准教本”和科举取士的“标准考本”。明代朱棣“合众途于一轨，会万里于一原”，定“程朱理学”为标准思想，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士子发挥经义的唯一标准。这些都是中国古代课程知识“专制化解释”的代表性例证。参见吴刚.知识演化与社会控制一中国课程知识史的比较社会学分析[M]第4-6章.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3)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是我国近年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集中反映，对它的这种分析，从宏观上反映了我国课程知识供应制度的最新状况。

4) “公共领域”的形成既要求参与者有良好的公民理念，又要求个人拥有足够的公共事务知识和起码的理性自主能力，因此，网络只是一个“可能的公共领域”，事实上，目前绝大多数人的“网络生活”并不构成“公共领域里的生活”。但这绝不是说“网络”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公共领域”。

5) 这里的“市民”是政治学意义上拥有理性自主的“公民”，“市民社会”则是在与已分化的“国家”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的，实指前文已分析过的小的“社会”，因而，它不是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家所说的“市民社会”，尤其不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使用的，也不是在哈贝马斯、葛兰西(Gramsci, A.)及其以后的一些学者提供的三分法(“国家一经济一市民社会”)的意义上使用的。本文所理解的“市民社会”可用泰勒(Taylor, C.)在1991年所作的一个界定来说明，泰勒说：“市民社会” “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此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参见[加]査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J].冯青虎译·载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D].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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