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子的生活与教育———以塾师王锡彤为例

蒋纯焦

doi:10.16382/j.cnki.1000-5560.2006.02.011

晚清士子的生活与教育———以塾师王锡彤为例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06.02.011

蒋纯焦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 上海 200062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蒋纯焦(1970—), 男, 湖南衡阳人,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助理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教育史

① 增广生, 即增广生员, 系地方官学生员之一种, 始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 其地位较廪膳生低, 较附生高。由于学校(县学)对之无廪膳供应, 亦无号舍供其住读, 故多在家肄业。参见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178页。清代在这方面沿袭明制。
② 王父由塾师而改行从商, 说明洋务时期社会的商业机会增多, 有机遇的塾师开始向以塾师为终身职业的传统观念发出挑战, 但我们还不能据此断定塾师队伍的流失在洋务时期就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③ 严复原本也想走科举的老路, 10岁时父亲为他请了当地最好的塾师(黄少岩)。但1866年严父去世, 家庭陷入困顿, 严复的科举之梦顿成泡影, 便改学洋务。参见[美]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s)著, 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20-23页。后文提到的鲁迅学洋务, 也部分是因为家道中落使然。
④ 从清初的顺治年间到清末的光绪年间, 虽然乡试的举人名额每朝有所不同, 但一般都在1000到1500名之间波动。参见干春松:《科举制的衰落和制度化儒家的解体》, 《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而人口的增长情况呢?从17世纪末起到18世纪末白莲教叛乱, 中国人口翻了一番多, 从一亿五千万增加到了三亿多。仅在1779至1850年人口就增长了56%, 所以在19世纪中叶大叛乱爆发的前夕人口已达四亿三千万左右。参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 1368-1953年》, 转引自[美]费正清、刘广京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115页。而且, 由于官僚职位的限额, 晚清社会只能保证具有较高“功名”的士子进入官僚阶层, 对于大多数绅士而言, 即使拥有“举人”功名, 也只能闲居乡野(如左宗棠、刘大鹏)。据统计:“沉积”乡间的绅士, 事实上是一个庞大的乡村社会精英集团, 约占绅士总数的96%, 而参与社会流动的绅士阶层只占其总数的4%。参见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155页。
⑤ 据陈宝良研究, 明代生员社会流动方式有六种, “训蒙处馆”居首, 依次是:⑴训蒙处馆, 养家糊口; ⑵入幕, 成为幕宾; ⑶儒而医, 成为职业医生; ⑷弃儒就贾, 甚而士商相混; ⑸包揽词讼, 成为讼师; ⑹弃巾, 成为山人或名士。参见《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 第297页。
⑥ 据张仲礼的统计分析, 在19世纪晚期, 全国大约有60余万名有绅士身份(即取得生员及以上资格)的塾师, 平均每个州县略多于400人。参见张仲礼著, 费成康、王寅通译:《中国绅士的收入》,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第106-108页。而没有绅士身份的塾师则数倍于有绅士身份的塾师, 按照4:1的保守估计, 每个州县有2000名塾师, 全国(共约1500个州县)塾师数当不下300万人之众。
⑦ 拔贡: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清制, 初定六年一次, 乾隆中改为十二年一次, 每府学二名, 州、县学各一名, 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 保送入京, 作为拔贡。经过朝考合格, 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参阅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 (1979年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第1556页。
中图分类号: G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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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06-03-01
- 刊出日期: 2006-06-01

摘要

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 随着近代社会的深入, 新式教育逐渐兴起, 中国传统教育和中国士子的传统生活受到挑战。本文以王锡彤为个案, 从其身世与学业、职业活动、经济生活、身份变动等方面, 来具体剖析晚清底层士子的生活与教育, 探讨近代教育界传统士子的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的相互关系。
- 晚清 /
- 教育 /
- 塾师 /
- 王锡彤
注释:

1) ① 增广生, 即增广生员, 系地方官学生员之一种, 始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 其地位较廪膳生低, 较附生高。由于学校(县学)对之无廪膳供应, 亦无号舍供其住读, 故多在家肄业。参见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178页。清代在这方面沿袭明制。

2) ② 王父由塾师而改行从商, 说明洋务时期社会的商业机会增多, 有机遇的塾师开始向以塾师为终身职业的传统观念发出挑战, 但我们还不能据此断定塾师队伍的流失在洋务时期就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3) ③ 严复原本也想走科举的老路, 10岁时父亲为他请了当地最好的塾师(黄少岩)。但1866年严父去世, 家庭陷入困顿, 严复的科举之梦顿成泡影, 便改学洋务。参见[美]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s)著, 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20-23页。后文提到的鲁迅学洋务, 也部分是因为家道中落使然。

4) ④ 从清初的顺治年间到清末的光绪年间, 虽然乡试的举人名额每朝有所不同, 但一般都在1000到1500名之间波动。参见干春松:《科举制的衰落和制度化儒家的解体》, 《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而人口的增长情况呢?从17世纪末起到18世纪末白莲教叛乱, 中国人口翻了一番多, 从一亿五千万增加到了三亿多。仅在1779至1850年人口就增长了56%, 所以在19世纪中叶大叛乱爆发的前夕人口已达四亿三千万左右。参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 1368-1953年》, 转引自[美]费正清、刘广京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115页。而且, 由于官僚职位的限额, 晚清社会只能保证具有较高“功名”的士子进入官僚阶层, 对于大多数绅士而言, 即使拥有“举人”功名, 也只能闲居乡野(如左宗棠、刘大鹏)。据统计:“沉积”乡间的绅士, 事实上是一个庞大的乡村社会精英集团, 约占绅士总数的96%, 而参与社会流动的绅士阶层只占其总数的4%。参见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155页。

5) ⑤ 据陈宝良研究, 明代生员社会流动方式有六种, “训蒙处馆”居首, 依次是:⑴训蒙处馆, 养家糊口; ⑵入幕, 成为幕宾; ⑶儒而医, 成为职业医生; ⑷弃儒就贾, 甚而士商相混; ⑸包揽词讼, 成为讼师; ⑹弃巾, 成为山人或名士。参见《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 第297页。

6) ⑥ 据张仲礼的统计分析, 在19世纪晚期, 全国大约有60余万名有绅士身份(即取得生员及以上资格)的塾师, 平均每个州县略多于400人。参见张仲礼著, 费成康、王寅通译:《中国绅士的收入》,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第106-108页。而没有绅士身份的塾师则数倍于有绅士身份的塾师, 按照4:1的保守估计, 每个州县有2000名塾师, 全国(共约1500个州县)塾师数当不下300万人之众。

7) ⑦ 拔贡: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清制, 初定六年一次, 乾隆中改为十二年一次, 每府学二名, 州、县学各一名, 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 保送入京, 作为拔贡。经过朝考合格, 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参阅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 (1979年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第1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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