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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科之利:科举时代专经现象述论——兼论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

丁修真

丁修真. 决科之利:科举时代专经现象述论——兼论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5, 33(4): 99-106.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5.04.015
引用本文: 丁修真. 决科之利:科举时代专经现象述论——兼论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5, 33(4): 99-106.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5.04.015
DING Xiuzhen. A Review of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in Examination Groups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s[J].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ciences), 2015, 33(4): 99-106.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5.04.015
Citation: DING Xiuzhen. A Review of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in Examination Groups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s[J].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ciences), 2015, 33(4): 99-106.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5.04.015

决科之利:科举时代专经现象述论——兼论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5.04.0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代科考配额体系研究” 13CZS018

  • 由于《南国贤书》中明代初期乡试录的缺失, 此处利用了[弘治]《徽州府志》中的举人名录加以增补。
  • 桂栖鹏通过对六十六种元代进士经学著作的考录, 发现其中《春秋》占据大半, 并指出元代进士登第, 很多情况下都是以《春秋》起家。见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第137-138页。
  • 明代莆田共产生进士502名, 为明代进士数最多的县级单位, 余姚323名, 位列第三, 安福204名, 排名亦进入前十。见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9年, 第81页。
  • [明]吴宽:《家藏集》卷三四《三辰堂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 < 诗经>学史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 第281页
  • 陈时龙:《明代科举之地域专经—以江西安福县的〈春秋〉经为例》,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五分本第三分, 2015年。
  • 宋宁宗嘉泰元年, 臣僚上言:“近岁有司专尚《春秋》, 盖复《春秋》习者少, 姑务诱进。岁月积久, 假借太过。今岁诸处多以《春秋》首荐, 而西蜀类试十名之前, 辄占其三。《春秋》虽有三传, 士子临时结社, 相与分记, 况其巨题绝少, 易以牢笼。乞今后所考《春秋》, 有经旨通明, 文辞卓异, 不妨巍占外, 傥其所与诸经无大相过, 不必置在前列。其取人分数, 比之诸经, 不得侵额。”(《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二四, 第4324页)按, 此疏建议取消《春秋》录取中的种种优待, 表明政府之前在录取人数、考题等方面已有相应的调整, 且有所成效。
  • 郭培贵:《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 《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
  • 葛剑雄:《历史人才分布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三个问题》, 《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3年, 第30-34页。
  • 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开始, 会试以五经轮流作为考题, 不再以一经专门为之, 而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 考生报考时择定专经并就各经作答之情形已不再, 代之以每三年选定一经, 从中命题。专经的历史也就此终结。(艾尔曼:《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 《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 北京:中华书局, 2010年, 第162页。)
  • [明]李贽:《李温陵集》卷一一《易因小序》, 续修四库全书本。
  • Benjamin A.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701-703.
  • [明]孙楼:《百川先生集》卷一《钱经元窗稿序》,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郭培贵《明代乡试录取额数的变化及举人总数考述》(《东岳论丛》2010年第1期)统计, 明代南直隶乡试理论上共产生举人11338名, 本文搜录人数占理论总人数的78%。在此只做现象上的说明, 而非人数的廓清。
  • 绍兴三十一年, 礼部郎中王普论取士分科之弊, “以为后生举子, 竞习词章, 而通经老儒, 存者无几, 恐自今往后, 经义又当日销, 而《二礼》、《春秋》必先废绝”。见[宋]李心传:《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0, 北京:中华书局, 1956年, 第3170页。
  • 钱茂伟:《明代的家族文化积累与科举中式率》, 《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 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 第3618页。
  •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2011年, 第110页。
  • 汪维真:《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 第162页。
  • 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9年, 第405-426页。
  •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 第115页。
  • [明]张朝瑞辑、许天叙增补:《南国贤书》卷二, 《金陵全书》乙编, 南京:南京出版社, 2013年, 第273页。
  • 《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三传》, 第1398页。
  • 唐宋以来科举考试科目的调整及经义诗赋考试标准变化的研究, 可参见何忠礼《南宋科举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年)、陈秀宏《唐宋科举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中的相关论述。
  • 《宝佑四年登科录》,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顺治十五年戊戌科共录取进士400名, 其中《易》120名, 《尚书》85名, 《诗》136名, 《春秋》31名, 《礼记》28名;各占比例为30%、21%、34%、7%、7%。康熙十五年丙辰科会试共录取进士209名, 其中《易》60名, 《尚书》48名, 《诗》71名, 《春秋》16名, 《礼记》14名, 尽管人数减少, 但各经比例仍为28%、22%、33%、7%、7%(《顺治十五年会试录》、《康熙十五年丙辰科会试二百九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 见《中国科举录汇编》,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10年, 第十二册、第十三册)。这一比例, 与明代会试五经录取的平均值相当接近。
  • 如《尚书》、《周易》因“经业不广”, “各问疏义六道、经注四道、六通为合格”, “《三礼》《三传》, 所习浩大, 精熟尤难, 请问经注六道, 疏义四道, 以疏通三以上为合格”。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0, 北京:中华书局, 1995年, 第1353页。
  • 吴宣德、王红春:《明代会试试经考略》, 《教育学报》2011年第1期。
  • 如徽州地区, 此时已出现盛行《尚书》与《诗》的局面:“皆以《诗》贡于乡, 徽之《诗》学遂甲江左, 然《书》经最多。”见[弘治]《徽州府志》卷六《选举》,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 1981-1982年。
  • 《科场条例》卷一九《各省乡试定额·附分经定额旧案》, 续修四库全书本。
  • 胡吉勋:《洪武首科进士研究》, 《古代文明》2013年第2期。
  • [明]张溥:《皇明诗经文选》, 《七录斋诗文合集·文集近稿》卷三, 续修四库全书本。
  • 夏增民:《历史学术地理刍议—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学术地理研究为例》,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第73-78页。
  • 元末精通《春秋》的大儒、徽州歙县人郑玉曾言:“新安士习惟婺源为盛, 每三岁宾兴, 州县望烟而举, 士子云合响应。休宁次之, 歙次之, 绩溪又次之, 祁门与黟其最下者也。”(见[元]郑玉《师山遗文》卷一《送汪德辅赴会试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四六, 北京:中华书局, 1957年, 第4284页。
  • [明]李舜臣:《愚谷集》卷六《四经读自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左传》卷轴文字, 比《礼记》多校一倍, 《公羊》、《谷梁》、与《尚书》、《周易》多校五倍。”(《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三传》, 北京:中华书局, 1955年, 第1398页。)
  • [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二《词翰》二《祁门县重修庙学记》。
  • 见前引吴宣德文。表 1中的会试数据亦引自该文。
  • 鹤城九章:《礼記を選んだ人達の事情-明代科挙と礼学》, 《福岡教育大學紀要》, 第50號第一分册文科編。又见氏著《明代余姚的〈礼记〉学与王守仁—关于阳明学成立的一个背景》, 吴震、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第356-367页。
  • 丁蓉:《明代南直隶各县举人地理分布的考察》,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 [明]顾潜:《静观堂集》卷八《提学公移》,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科场条例》卷一九《各省乡试定额·附分经定额旧案》, 续修四库全书本。
  • [明]杨循吉撰、蔡斌点校:《松筹堂集》卷八《明故汝南袁君墓志碣铭》,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 第580页。
  •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 北京:中华书局, 1992年, 第45页。
  •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四, 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 第69页。
  • 《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第3640页。
  • 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 《科场条例》卷一九《各省乡试定额·附分经定额旧案》, 续修四库全书本。
  • 在此有必要对本文的统计数据做一番交待。本文数据主要采辑于明代乡试录汇编《南国贤书》(台中央图书馆藏清抄本), 该书收括了明代南直隶七十余科乡试录, 其中成化甲午科至崇祯壬午科连续58科乡试录取名单在其中得以保存, 较完整地呈现了明代南直隶地区乡试科考的历史面貌。另鉴于该书中对明代初期乡试录收辑的缺失, 本文也利用了方志中的科举名录中的记载加以增补。下文所涉及的科举人数的统计, 若无特殊说明, 均依据《南国贤书》。
  • 丁修真:《明代科举地理现象的再认识—以徽州府科举群体为例》,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 见前引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特色分析》文。
  • [唐]杨瑒:《请定帖经奏》, 《全唐文》卷二九八, 北京:中华书局, 1983年, 第3027页。
  • 《唐会要》卷七五《贡举上·贴经条例》, 第1376页。
  • 《元统元年进士录》, 陈高华等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四卷《辽金元》,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 第921-931页。
  • [明]陈儒:《芹山集》卷二四《学政条约》,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 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特色分析》,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明清江南进士研究之二—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 《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
  • 如国子监规定“习《孝经》、《论语》限一年业成, 《尚书》《春秋公羊》、《谷梁》各一年半, 《周易》、《毛诗》、《周礼》、《仪礼》各二年, 《礼记》、《左氏春秋》各三年”。《唐六典》卷第二一《国子监》, 第559页。

A Review of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in Examination Groups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s

  • 摘要: 科举专经,是指科举考试中所出现的科举群体对特定经书的依赖现象。该现象发端于唐,积淀于两宋,至元明而蔚为大观。学界对此虽已有不少关注,但就科举专经的历史演变,其所内含的科举意义等方面尚未见专论。相较于地区文化、经济等背景因素,科举人才的成功与专经取向的关联更为直接。科举地理所呈现的人才分布与地区差异,是长期以来科举专经制度与地方科举互动的结果。
    1)  由于《南国贤书》中明代初期乡试录的缺失, 此处利用了[弘治]《徽州府志》中的举人名录加以增补。
    2)  桂栖鹏通过对六十六种元代进士经学著作的考录, 发现其中《春秋》占据大半, 并指出元代进士登第, 很多情况下都是以《春秋》起家。见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第137-138页。
    3)  明代莆田共产生进士502名, 为明代进士数最多的县级单位, 余姚323名, 位列第三, 安福204名, 排名亦进入前十。见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9年, 第81页。
    4)  [明]吴宽:《家藏集》卷三四《三辰堂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 < 诗经>学史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 第281页
    6)  陈时龙:《明代科举之地域专经—以江西安福县的〈春秋〉经为例》,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五分本第三分, 2015年。
    7)  宋宁宗嘉泰元年, 臣僚上言:“近岁有司专尚《春秋》, 盖复《春秋》习者少, 姑务诱进。岁月积久, 假借太过。今岁诸处多以《春秋》首荐, 而西蜀类试十名之前, 辄占其三。《春秋》虽有三传, 士子临时结社, 相与分记, 况其巨题绝少, 易以牢笼。乞今后所考《春秋》, 有经旨通明, 文辞卓异, 不妨巍占外, 傥其所与诸经无大相过, 不必置在前列。其取人分数, 比之诸经, 不得侵额。”(《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二四, 第4324页)按, 此疏建议取消《春秋》录取中的种种优待, 表明政府之前在录取人数、考题等方面已有相应的调整, 且有所成效。
    8)  郭培贵:《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 《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
    9)  葛剑雄:《历史人才分布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三个问题》, 《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3年, 第30-34页。
    10)  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开始, 会试以五经轮流作为考题, 不再以一经专门为之, 而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 考生报考时择定专经并就各经作答之情形已不再, 代之以每三年选定一经, 从中命题。专经的历史也就此终结。(艾尔曼:《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 《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 北京:中华书局, 2010年, 第162页。)
    11)  [明]李贽:《李温陵集》卷一一《易因小序》, 续修四库全书本。
    12)  Benjamin A.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701-703.
    13)  [明]孙楼:《百川先生集》卷一《钱经元窗稿序》,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4)  郭培贵《明代乡试录取额数的变化及举人总数考述》(《东岳论丛》2010年第1期)统计, 明代南直隶乡试理论上共产生举人11338名, 本文搜录人数占理论总人数的78%。在此只做现象上的说明, 而非人数的廓清。
    15)  绍兴三十一年, 礼部郎中王普论取士分科之弊, “以为后生举子, 竞习词章, 而通经老儒, 存者无几, 恐自今往后, 经义又当日销, 而《二礼》、《春秋》必先废绝”。见[宋]李心传:《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0, 北京:中华书局, 1956年, 第3170页。
    16)  钱茂伟:《明代的家族文化积累与科举中式率》, 《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17)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 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 第3618页。
    18)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2011年, 第110页。
    19)  汪维真:《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 第162页。
    20)  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9年, 第405-426页。
    21)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 第115页。
    22)  [明]张朝瑞辑、许天叙增补:《南国贤书》卷二, 《金陵全书》乙编, 南京:南京出版社, 2013年, 第273页。
    23)  《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三传》, 第1398页。
    24)  唐宋以来科举考试科目的调整及经义诗赋考试标准变化的研究, 可参见何忠礼《南宋科举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年)、陈秀宏《唐宋科举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中的相关论述。
    25)  《宝佑四年登科录》,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  顺治十五年戊戌科共录取进士400名, 其中《易》120名, 《尚书》85名, 《诗》136名, 《春秋》31名, 《礼记》28名;各占比例为30%、21%、34%、7%、7%。康熙十五年丙辰科会试共录取进士209名, 其中《易》60名, 《尚书》48名, 《诗》71名, 《春秋》16名, 《礼记》14名, 尽管人数减少, 但各经比例仍为28%、22%、33%、7%、7%(《顺治十五年会试录》、《康熙十五年丙辰科会试二百九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 见《中国科举录汇编》,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10年, 第十二册、第十三册)。这一比例, 与明代会试五经录取的平均值相当接近。
    27)  如《尚书》、《周易》因“经业不广”, “各问疏义六道、经注四道、六通为合格”, “《三礼》《三传》, 所习浩大, 精熟尤难, 请问经注六道, 疏义四道, 以疏通三以上为合格”。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0, 北京:中华书局, 1995年, 第1353页。
    28)  吴宣德、王红春:《明代会试试经考略》, 《教育学报》2011年第1期。
    29)  如徽州地区, 此时已出现盛行《尚书》与《诗》的局面:“皆以《诗》贡于乡, 徽之《诗》学遂甲江左, 然《书》经最多。”见[弘治]《徽州府志》卷六《选举》,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 1981-1982年。
    30)  《科场条例》卷一九《各省乡试定额·附分经定额旧案》, 续修四库全书本。
    31)  胡吉勋:《洪武首科进士研究》, 《古代文明》2013年第2期。
    32)  [明]张溥:《皇明诗经文选》, 《七录斋诗文合集·文集近稿》卷三, 续修四库全书本。
    33)  夏增民:《历史学术地理刍议—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学术地理研究为例》,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第73-78页。
    34)  元末精通《春秋》的大儒、徽州歙县人郑玉曾言:“新安士习惟婺源为盛, 每三岁宾兴, 州县望烟而举, 士子云合响应。休宁次之, 歙次之, 绩溪又次之, 祁门与黟其最下者也。”(见[元]郑玉《师山遗文》卷一《送汪德辅赴会试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四六, 北京:中华书局, 1957年, 第4284页。
    36)  [明]李舜臣:《愚谷集》卷六《四经读自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  “《左传》卷轴文字, 比《礼记》多校一倍, 《公羊》、《谷梁》、与《尚书》、《周易》多校五倍。”(《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三传》, 北京:中华书局, 1955年, 第1398页。)
    38)  [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二《词翰》二《祁门县重修庙学记》。
    39)  见前引吴宣德文。表 1中的会试数据亦引自该文。
    40)  鹤城九章:《礼記を選んだ人達の事情-明代科挙と礼学》, 《福岡教育大學紀要》, 第50號第一分册文科編。又见氏著《明代余姚的〈礼记〉学与王守仁—关于阳明学成立的一个背景》, 吴震、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第356-367页。
    41)  丁蓉:《明代南直隶各县举人地理分布的考察》,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42)  [明]顾潜:《静观堂集》卷八《提学公移》,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3)  《科场条例》卷一九《各省乡试定额·附分经定额旧案》, 续修四库全书本。
    44)  [明]杨循吉撰、蔡斌点校:《松筹堂集》卷八《明故汝南袁君墓志碣铭》,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 第580页。
    45)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 北京:中华书局, 1992年, 第45页。
    46)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四, 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 第69页。
    47)  《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第3640页。
    48)  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49)  《科场条例》卷一九《各省乡试定额·附分经定额旧案》, 续修四库全书本。
    50)  在此有必要对本文的统计数据做一番交待。本文数据主要采辑于明代乡试录汇编《南国贤书》(台中央图书馆藏清抄本), 该书收括了明代南直隶七十余科乡试录, 其中成化甲午科至崇祯壬午科连续58科乡试录取名单在其中得以保存, 较完整地呈现了明代南直隶地区乡试科考的历史面貌。另鉴于该书中对明代初期乡试录收辑的缺失, 本文也利用了方志中的科举名录中的记载加以增补。下文所涉及的科举人数的统计, 若无特殊说明, 均依据《南国贤书》。
    51)  丁修真:《明代科举地理现象的再认识—以徽州府科举群体为例》,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52)  见前引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特色分析》文。
    53)  [唐]杨瑒:《请定帖经奏》, 《全唐文》卷二九八, 北京:中华书局, 1983年, 第3027页。
    54)  《唐会要》卷七五《贡举上·贴经条例》, 第1376页。
    55)  《元统元年进士录》, 陈高华等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四卷《辽金元》,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 第921-931页。
    56)  [明]陈儒:《芹山集》卷二四《学政条约》,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57)  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特色分析》,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明清江南进士研究之二—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 《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
    58)  如国子监规定“习《孝经》、《论语》限一年业成, 《尚书》《春秋公羊》、《谷梁》各一年半, 《周易》、《毛诗》、《周礼》、《仪礼》各二年, 《礼记》、《左氏春秋》各三年”。《唐六典》卷第二一《国子监》, 第559页。
  • 图  1   

    图  2   

    表  1  明代南直隶乡试、会试五经录取平均值

    《春秋》 《礼》 《尚书》 《易》 《诗》
    明代会试 8% 8% 22% 26% 35%
    明代南直隶乡试 7% 6% 22% 2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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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清初各省五经分经录取额数表

    《易》 《诗》 《书》 《春秋》 《礼记》 五经总数(清) 五经总数(明)
    直隶 49 60 36 15 11 171 170
    山东 23 35 20 6 6 90 88
    山西 21 27 18 6 6 78 78
    河南 28 34 17 8 7 94 93
    陕西 20 27 20 5 6 78 78
    江南 54 53 35 11 10 163 163
    浙江 39 29 22 9 8 107 107
    江西 40 32 29 6 5 112 110
    福建 34 35 21 8 7 105 105
    湖广 31 40 19 7 8 105 105
    四川 21 30 20 6 6 83 83
    广东 23 36 15 6 6 86 86
    广西 15 18 17 5 5 60 60
    贵州 10 12 9 5 4 40 40
    云南 16 18 11 5 4 5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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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明代苏州府乡试五经中式比重表

    《春秋》 《礼》 《诗》 《书》 《易》
    苏州府 109 90 460 229 866
    南直隶 643 545 3225 1986 2500
    比重 16.9% 16.5% 14.2% 11.5%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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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刊出日期:  2015-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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